考古学家的研究表明，中国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多个文化区系，并且这些文化区系之间的差异也导致了语言的分化。上世纪8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了“六大文化区系”理论。这一理论指出，中国境内可以划分为六个主要的文化区系，分别是：以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区系、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区系、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区系、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区系、以环洞庭湖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区系、以及以鄱阳湖和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区系。每一个文化区系内，文化特征大致相同，且都有自己的核心区域和代表性遗址。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将这些文化区系视为多个“小国”联合成的文化体。
有趣的是，尽管文化区系和方言区系并不完全重合，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重叠。例如，粤语方言属于南方区系，吴语则属于东南区系，湘方言则和西南区系相关。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因素，即便是在同一个文化区系内，也可能会分化出多种方言。例如，在南方区系，由于历史上人口众多、山地地形复杂，因此形成了粤语、赣语等多种方言，甚至因为迁徙产生了客家话。同样，由于历史上北方地区的频繁交流，山东的方言逐渐与北方其他地区的语言趋同。
那么，今天如何解决方言问题呢？中国普通话的推广已有数十年，但不同地区的方言依旧存在。若从长远看，方言差异还会逐渐加剧，甚至可能出现类似欧洲那样的多语种情况，而语言差异也可能加剧社会的分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使用表意文字作为沟通工具，因为无论方言如何变化，文字是能够跨越语音障碍的。这一点，正是中国能够保持大一统的一个关键。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便会发现中国古代在推广书面文字时，注重使用表意文字，这样即便各地的方言差异巨大，文字却能保持一致。而如果采用表音文字，即便通过武力进行强制推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地区的发音差异仍然会不断增大，像今天的韩语和朝鲜语，英语的英式和美式发音差异，都是表音文字难以解决的问题。
然而，单纯依赖表意文字并不足够。例如，在周朝时期，不同国家的文字系统就有所不同，战国七雄对“马”字的写法就不相同。即使是表意文字，其字形也会随时间变化而改变。此外，古代书写中常出现通假现象，意思相同的字可能会有不同的写法。这种现象在《诗经》以及周朝的金文中屡见不鲜，若没有一定的规范，表意文字也有可能走向表音化。
尽管如此，中国的表意汉字在历代不断强化“书同文”的政策，使得跨方言区的交流得以顺利进行，避免了语言隔阂的产生。从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到历代的推广，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为维持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的融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秦始皇也被誉为千古一帝，他的远见卓识为后代的民族融合和文化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