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出版家”和出版社究竟有哪些，近些年来也陆续披露了出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江苏文艺出版社拟出版《钱锺书全集》。这个选题是该社张昌华提出的。为了让钱钟书授权出书，张昌华带了套江苏古籍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清诗纪事》（二十卷），来到北京三里河钱家。钱钟书当时并没见他，是杨绛接待的。杨绛“微笑着安详地”听了他的来访目的后，诚恳地表示谢意，又委婉地表明“此事不妥”，要听钱钟书本人的意见再说。当张昌华返回南京后，钱钟书的信已静静地躺在案头。对出版“全集”一事，钱钟书婉转而坚定地回绝了：
昌华先生编席：
不才两月以来，身心交惫，遵医嘱，终日偃卧，大驾来失迎，歉憾之至！《清诗纪事》颇多采及拙著， 故苏州大学主编者曾以全部相赠；复蒙惠赐，虽“好物不嫌多”，然“与友朋共”，即以贻一学人。借花献佛，而饮水思源，不敢忘尊锡也。特此致谢。顷获大函，语重意厚，感愧感愧！近数年京、穗、宁、渝、港、台出版家均以印行“全集”相请，弟一概坚辞，故台仅刊“钱著七种”，穗仅刊“选集”。为弟搜拾旧作逸文者亦有六七人，以目录相示，弟不加增减，但答以有著作权，不同意出版。约法已成，“人人平等”，未便为贵社破例。来函所举自编“全集”诸君，必自信字字珠玑，故大踏步，大出手，无怍无愧。弟尚如佛家所说“知惭愧”，不敢学步。且古今中外作家生时编印之“全集”，事实上证明皆非“全集”，冒名撒谎而已。弟所睹一切全集，其中值得存者往往不过十之五六，乃学究辈借此堆资料博取微名薄利。来函所称Huters君书，乃其博士论文，作者人甚诚笃勤恳，而天资不高，且不能读文言；译印其书，实属无聊。新西兰Auckland大学Duncan Campell君收弟早年文章译为英语，与弟所作英语文章合成巨帙，年前来华求弟增订，弟劝其罢休。近新西兰电视中渠出现讲聘译拙作事，显然尚乐此不疲也！来函释所言，只落后矣。一笑。草此及谢，并请谅宥。
即颂
春祺
钱锺书上 杨绛同候
二月一日
（张昌华《走近钱锺书》，《曾经风雅——文化名人的背影》，第25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后来，江苏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一本《钱锺书传》，写信征求钱钟书意见。钱钟书知道后，立马回信不同意，而且又一次在信末提及“全集”事：
愚夫妇“全集”之举，亦有穗、沪、宁（译林）共四五家出版社建议，弟等差有自知之明，不愿灾梨祸枣，亦皆婉谢。不识抬举，辜负盛情，既疚且感。
结果大家知道，江苏文艺出版社虽然没敢出版《钱锺书全集》，还是把《钱锺书传》出版了，结果引得老先生老大不爽。再后来，该社策划出版以夫妻档合作出书为特色的“双叶丛书”，再次向钱杨约稿。为求保险，出版社还辗转托舒展去当信使，“游说”钱杨二人，结果仍是个“不”字。
从钱钟书的信中可看出，当时已有京、沪、穗、宁、渝、港、台等多地出版社意欲出版《钱锺书全集》。当然，后期并不止于这些出版社，例如还可添加一个“辽”。俞晓群做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时，曾想出版钱钟书的“全集”，愿意出大价钱买他的书稿。他找北京的朋友帮忙，得到的答复令他大失所望。他们说：其一，钱先生不肯出集子，“全集”就更不用说了；其二，即使同意出版集子，钱先生的核心著作也不会跳出“中华”“三联”“人民文学”那些老牌出版社的圈子。不用说品牌的力量，就是人脉，谁能比得了董秀玉、沈昌文、周振甫那样一些人与钱先生的关系呢？俞晓群找到了沈昌文。沈昌文摇头说，“做不了，做不了。”于是，他放弃了这个想法。（俞晓群《<钱锺书集>第014号》）
钱钟书不愿出版“全集”，与其对“全集”的清醒认识和对个人早期作品的态度分不开。他生前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出版社——中国社科出版社，多次请求出版他的“全集”，他也拒绝了。他说：“‘全集’能全吗？一个人一生写的东西，怎么会全部收集全呢？客观条件受限不说，就是主观上，也多有考虑，一些东西是不收的，是不会全的。”在给张昌华的第一封信中，他已明确表示，在世者编“全集”不可能“全”，他不愿做这种欺世盗名的事情。对已出版的各种“全集”，近一半他认为是没什么价值的。他谦虚地认为，自己还没达到出版“全集”的资格，尤其对早期作品很不满意。他曾多次写道：“我过去写的东西，要说代表，只能说代表过去那个时候的水平，那个时候的看法。现在我自己并不满意。”“对过去写的东西，我并不感到兴趣。……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后，走回头路时常常要找自己留下痕迹的地点闻一闻、嗅一嗅。至少我不想那样做。有些作家对自己过去写的文章，甚至一个字、一段话，都很重视和珍惜，当然，那因为他们所写的稿字字珠玑，值得珍惜。我还有一些自知之明。”（彦火《钱锺书访问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加坡客人访问钱锺书，问钱钟书为何不出“全集”，钱钟书听了大声笑起来：“出什么全集？这些东西哪值得出全集？本来这本《围城》都不想再版的，那里面错字很多，想重新写过，但已被译成几国文字，只得算了。当局也催我把其他的几本再版付印，我不肯，那些作品我都不满意。”他坚决地摇摇头，就是有不满意的意思。（蔡叔卿《喜见钱锺书夫妇》，《记钱锺书先生》，第231页）
钱钟书作品集的出版
杨绛说，钱钟书“不愿出《全集》，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他也不愿意出《选集》，压根儿不愿意出《集》，因为他的作品各式各样，糅合不到一起。作品一一出版就行了，何必再多事出什么《集》”。（《钱锺书对<钱锺书集>态度》，《杨绛全集》，第2卷，第3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但钱钟书最终还是经不住一些出版人或出版社的善意请求，同意出版作品集。他在世时，出版了自己作品的两种集子，即台湾出版的《钱锺书作品集》（七种）和广东出版的《钱锺书论学文选》。前引钱钟书致张昌华函：“近数年京、穗、宁、渝、港、台出版家均以印行‘全集’相请，弟一概坚辞，故台仅刊‘钱著七种’，穗仅刊‘选集’。”所指即此。
1988年，台湾苏正隆汇辑了《钱锺书作品集》（七种），由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在此之前，苏正隆曾因在台湾流传《围城》“遭受小小一场文字之祸”，使钱钟书“对他更觉感愧”。（《表示风向的一片树叶》，《钱锺书作品集》前言）钱钟书对在台出版这套作品集，还是比较满意的。在“前言”中，他把这件事当作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来看：“由通而忽隔，当然也会正反转化，由隔而复通。现在，海峡两岸开始文化交流；正式出版彼此的书籍就标识着转变的大趋势。我很欣幸，拙著也得作为表示这股风向的一根稻草、一片树叶。”
《钱锺书论学文选》是钱钟书唯一亲自把关但获评并不理想的一种学术性集子。这套书，一开始钱钟书是拒绝出版的。1986年，花城出版社的《随笔》第5期发表了舒展的一封长信，呼吁普及钱钟书，编辑部加了标题和“编者按”，最后以《文化昆仑——钱锺书》发了出来，引起较大反响。“文化昆仑”一词后被广泛用来喻指钱钟书。正因为这封信，最终促成钱钟书同意花城出版社出版《钱锺书论学文选》。1986年10月16日，后来的《钱选》编辑黄伟经致信钱钟书夫妇，提出请求：
前天给两老去一信，现在又写信烦扰你们。这次求钱老支持的，我以为是很迫切的事：可否答应我们社出版一套《钱锺书文集》或《文选》？为什么又向钱老提出此要求呢？原因很简单：读者迫切需要。直接诱因是：自《随笔》第5期发表舒展那封长信后，我们已陆续收到读者来信，要求帮忙购买钱老的著作。我当然知道，近几年包括我们社在内的一些出版社曾向钱老提出出版文集的事，您没有点头。现在又过了几年，出版您的一套文集或文选的必要与迫切性已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现在我谨代表花城出版社恳求您答应我们办成这件事。我还想，如钱老首肯，我拟邀请周振甫、郑朝宗两位老先生担任《钱锺书文集》或《文选》的特约编辑。
钱钟书接信后，立即回信（1986年10月21日），言明自己的态度，并列举了国内出版社要出版其集子的情况：
拙著选集一事，首先由香港“广角镜”社李国强兄提出（已有五年之久），其后有“三联书店”范用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四川人民文学出版社（按：应为四川文艺出版社），派人两次来面洽，我都坚决辞谢。对你的诚意，我也只能按照“决心面前，人人平等”的大原则，推却而且抱歉。郑、周两位先生来担任选务，真是太委屈他们，而且也并不合适。让时间老人来选吧！反正我的著作又不多。恳求你把此事作罢。
出版社见钱钟书这封信的口气和前两次“坚决辞谢”不一样，就找出《随笔》读者要求编辑部帮忙购买钱著的近十封来信，打电话随机念了几封给钱钟书听，重申出版《钱选》的恳求。钱钟书大概有所触动，竟初步同意了，让出版社进京面谈。黄伟经回忆，1986年11月7日，他到钱家一坐下，钱钟书就当着杨绛的面，大声对他说：“我们的冷水泼不灭你伟经的热心烈火呀！你们社一定要出我的文选，只好破例，不给你们扫兴，我答应下来。”他明确指出，编选作品的事交由舒展负责。钱钟书对舒展极其信任，说他是“后起英才，人品正直”，不允许他请其他人做助手，认为“选事兄可一手可了，万勿妄自菲薄，问道于盲”。在此后的编选过程中，钱钟书不仅修改、审定了舒展草拟的所有五卷六册的编目框架、条目及编者提要，还审览了第一卷的《出版说明》，他“对舒展的编选工作，始终给以非常认真、细致的帮助和指导”。
1987年11月和1988年2月，钱钟书两次对全部书稿进行了审定。从1986年年底钱钟书确定舒展选编《钱选》，到1990年《钱选》五卷六册初版平、精装本印行，前后历时5年。《钱选》出版后，在学术界反响并不热烈，但出版的目的达到了。在这套书的《出版说明》中，出版社明确给书的定位是：“给具有大专文化程度喜爱钱氏学术著作的读者提供一个普及性的选本。”就这一点来说，这套书还是有价值、有独创性的。钱钟书在致周而复信中说：“羊城刊拙选，前五册皆无足观，第六册中尚有杂文数首不经见者。”（1990年7月23日致周而复函，《文学报》1994年2月3日）
在《钱选》出版11年后，也即钱钟书去世后的2001年，《钱锺书集》繁体精装本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共十种十三册，三百余万字，汇集了钱钟书大多数已出版发表的中文作品。很显然，三联版在收录的作品数量和字数上都要比前两种多了许多。据三联介绍，《钱锺书集》“前后经历五年多时间进行编辑、修订、整理”，也就是说，大概在1996年左右，这套书启动出版。据杨绛介绍，从事出版的同志们从读者需求出发，提出以下意见：
（一）钱锺书的作品，由他点滴授权，在台湾已出了《作品集》。咱们大陆上倒不让出？（二）《谈艺录》《管锥编》出版后，他曾再三修改，大量增删。出版者为了印刷的方便，《谈艺录》再版时把《补遗》和《补订》附在卷末，《管锥编》的《增订》是另册出版的。读者阅读不便。出《集》重排，可把《补遗》《补订》和《增订》的段落，一一纳入原文，读者就可以一口气读个完整。（三）尽管自己不出《集》，难保旁人不侵权擅自出《集》。
“钱钟书觉得说来有道理，终于同意出《钱锺书集》。随后他因病住医院，出《钱锺书集》的事就由三联书店和诸位友好协力担任。我是代他和书店并各友好联络的人。”（杨绛《钱锺书对<钱锺书集>态度》，《杨绛全集》，第2卷，第313页）实际上，那个时候钱钟书已经重病住院，他一开始就未同意三联出版自己的集子。杨绛一手操办了《钱锺书集》的出版。中国社科出版社郑文林回忆，1994年春，他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报道说，三联将出版《钱锺书全集》，他马上致电钱钟书询问此事。钱钟书说：“文林兄，你不要着急，没有的事，三联是在做梦！”后来他到钱钟书家，看到钱钟书与杨绛为此事发生了争执。杨绛提醒钱钟书：“上次（三联）董秀玉来，你在谈话中似乎是答应三联出你的文集的。”钱说：“我没有答应。”杨说：“你是说了。”钱钟书仍说“没有答应”。（郑文林《钱锺书琐记》，《忆旧琐记：当年学术理论界的那些人和事》，第22页）
不管钱钟书愿不愿意，出版“作品集”显然比不出版要好，即便收集不全。比如后出的《钱锺书集》，它较大限度地提供了一种底本，省去了后世整理者搜集佚作的时间，也方便了读者和研究者。钱钟书生前虽然不愿出“全集”，也不热心出版一般性集子，但逝后却再也阻止不了无良商人的手爪。所谓的《钱锺书全集》《钱锺书作品集》等充斥市场，多以盗版现身，“谬种流传”的危险大大增大。这种情况的出现，聪明如钱钟书早已预料：“编者要编报，出版家要出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致舒展函，《随笔》1992年第3期）
永难出世的《钱锺书全集》
钱钟书数量庞大的笔记和信札，就足以让出版社望而生畏。好在杨绛去世前，高龄之下，在钱钟书著作出版上，还是做了几件功德无量的事的。除出版《钱锺书集》，在她主持、推动下，还出版了《钱锺书手稿集》《宋诗纪事补正》《宋诗纪事补订》《钱锺书英文文集》等。仅《钱锺书手稿集》的出版，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自2000年开始到2015年底结束，前后长达15年。《手稿集》包括《容安馆札记》（全三册）、《中文笔记》（全二十册）、《外文笔记》（全四十八册，附一册），共皇皇七十二卷册。国内恐怕没有几家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这样有魄力和耐心了。
钱钟书论学文选
三联出版《钱锺书集》时，陆文虎收集了三百余封钱钟书信札，准备收入集子，但很快被制止。这是预料之中的。钱钟书的日记和“备忘代笔谈”，也是《全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无锡发现十七大册早期日记，被钱钟书索回无果，可能已化为灰烬。读大学，留学，工作，他一直保持了写日记的习惯（后来日记、笔记写在一起）；他外出或杨绛出门，都会为杨绛写“备忘录”，详细记录见闻或家中琐事，称之为“备忘代笔谈”。钱钟书的诗稿显然不只《槐聚诗存》。早期的《中书君诗初刊》《中书君近诗》，以及一生中大量酬酢抒怀诗篇多不枚举，等着有心人汇集整理。佚文中，学生时代的文章近年已发掘出一部分，不少坐实代父、代妻执笔的文章，也陆续被考证出来。外文著作《钱锺书英文文集》，也不是外语作品的全部。题写在《宋诗纪事》《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词典》等各种书中的眉批，也亟待汇集出版。
《钱锺书全集》如果缺失这些笔记、信札、日记、散佚诗文、外文作品、眉批、译文等，都将是不完整的。这样看来，出版《钱锺书全集》几乎是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如今想来，钱钟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拒绝出版“全集”是明智的、清醒的。假以时日，《钱锺书集》补订再版，若能将以上诸文字整理一二进去，就已经很不错了。也许，这才是最切实可行的，也是学界和一般读者欢迎的。
关于《杨绛全集》
谈未出的《钱锺书全集》，必须要提一下已出的《杨绛全集》。钱钟书虽然极力反对出版“全集”，甚至是自己的文集，但杨绛却截然相反。杨绛生前，不仅亲自把关出版了《杨绛全集》，而且之前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文集，如《杨绛作品集（三卷）》《杨绛散文》《杨绛译文集（三卷）》《杨绛散文选集》《杨绛散文戏剧集》《杨绛小说集》《杨绛作品精选（三卷）》《杨绛文集（八卷）》《杨绛文集（四卷）》等。但令人震惊和遗憾的是，最后出版的《杨绛全集》一点不“全”！这完全印证了钱钟书所言：“古今中外作家生时编印之‘全集’，事实上证明皆非‘全集’，冒名撒谎而已。”
在《杨绛全集·作者自序》（该《自序》是作者2003年为《杨绛文集》写的序，只字未动）中，作者清楚地写道：“全部文章，经整理，去掉了一部分，把留下的部分粗粗分门别类。”“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文章扬人之恶，也删。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句句都是大实话，也删。有‘一得’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了。”依她的标准，像《答宗璞<不得不说的话>》《从“掺沙子”到流亡》《吴宓先生与钱锺书》等“扬人之恶”或引起过争议的文章都删去了。作者在世自己编“全集”，已属少数，再如此任意删削篇目，全然不顾“全集”之“全”，就更是少见。
杨绛离世前出版的这个“洁本”《全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全集”的价值。她不是为后世读者、研究者想，而是为自己的声名虑。从已出的《杨绛全集》可看出，她完善自我、给自己正名定位的心理很明显。正如百岁之年她毅然续写小说《洗澡》（即《洗澡之后》）一样，她生怕别人以后狗尾续貂，毁其形象。作品既已发表，文艺学上已不属于作者本人的了。作品优劣，人品高下，后世自有定论。杨先生的作为，显然有越俎代庖之嫌，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当然，即使《杨绛全集》收齐了已经发表、出版的作品，也是非常不全的。和《钱锺书集》一样，杨绛的日记、书信、诗歌、笔记、各时期的检查书、声明等，《全集》多付之阙如。《全集》第三卷只收录书信三封、诗六首，日记、笔记等一字未收。但就日记言，在杨绛的文字中占着很大的比重与分量。但是，令人痛心的是，杨绛去世前，狠心地把全部日记烧毁，——这其中，可能还包括钱钟书的纯粹日记（区别于笔记、日札等）、“备忘代笔谈”等重要文字。
据笔者所知，杨绛去世前，就她和钱钟书作品的出版使用，专门对遗嘱执行人作了交待，同时还要求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和法学院，在其去世后，继续维护他们一家三口的著作权。这是非常罕见的。这可能也成为今后钱杨研究过程中和作品（甚至照片使用）出版过程中新的阻碍。其实，钱钟书和杨绛二人既已作古，为研究者和读者计，外人就不该再横加干涉，更不能再划范围、圈框框了。
来源：各界杂志2020年第11期
作者：钱之俊
监制：田东锋
审核：刘 菁
责编：李 旌
编辑：史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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